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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范围内，对农村信息服务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农业专业化信息(agricultural information)。根据国外一些学者的回顾，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把科研机构的农业技术信息传递到农民手中；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别的信息的提供，如农产品销售信息、农村经济信息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70-80年代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一些显著变化。首先，慢慢的变多的研究开始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这种变化可能得益于建构主义信息理论的兴起。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信息、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的主观性，认为每个信息利用者都在特定的情景中产生特定的需求，并依据已有的经验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建构，因而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用户的主观建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意义。为此，建构主义信息理论强调，有效的信息服务必须依赖于信息提供者对客户的真实需求和行为习惯的理解；信息系统和服务的设计必须建立在对用户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次，这一段时期的不少研究还开始从信息公平的角度考虑农村信息服务，关注农村在信息版图上的位置及其政治和社会寓意。与此同时，相关研究的视野也开始扩大到更广泛的信息领域，如医疗卫生信息、法律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也是我国农村信息问题研究的转折点。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扩大了农民自主决策的范围，激发了农民的信息需求，也使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受到农业研究、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的共同关注。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农村信息服务与传播方面，国内和国外分别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之间很少对话，主要体现为，国内相关研究很少引用国外发现，也很少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系统（本研究在几份大型外文数据库中进行的查询均未发现反映国内研究成果的英文文献）。本研究的目的是针对国内外研究社区的隔绝，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其在研究视野、方法和主要发现方面的差异，促进国内外研究社区的交流。

  根据社会学的理解，“农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区域概念，指城市之外的区域；而“农民”则是一个阶层概念，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生活品质存在比较大差别，生活在农村的主要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因而农民大抵能够说是农村居民的主体；而在发达国家，农村居民的成分则要复杂得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别以及它们在不同国家的外延差别，为理解和比较相关文献带来了巨大困难。为此，我们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成3个专题加以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旨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例如，在非洲，Mchombu考察了马拉维农村发展中的信息需求，又针对这一课题对博茨瓦纳、马拉维和坦赞尼亚3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Kaniki通过访谈方法调研了南非两个农村社区的信息获取情景(information seeking situations——ISS)，试图回答“农村居民在哪些情景下会产生信息获取要求”的问题；Momodu对尼日利亚一农村社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研。在亚洲，Anwar&Supaat通过对马来西亚108位村民的访谈，Seneviratne通过对斯里兰卡中部省份的一个村庄及当地政府机构的调研，考察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信息需求及满足方法。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也先后出现了大量专对于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研究。

  表1列举了部分研究的结果。不难发现，这些结果所反映的农村信息需求既具有共性，也存在非常明显差异。最突出的共性表现在，首先，这些研究都显示，农村人口具有广泛的信息需求，大多数研究揭示的信息需求都涵盖了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教育、经济、法律等众多领域；其次，绝大多数研究都突显了医疗卫生信息、农业技术信息和教育信息对农村人口的价值，其中医疗卫生信息几乎出现在所有研究中；再次，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农村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是人际传播（包括亲友邻里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尽管很少有研究能够确认这种依赖究竟反映了什么——是农村居民内在的媒介选择倾向，还是有组织的农村信息服务的欠缺。

  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农业信息虽然被大多数研究确认为农村居民的基础信息需求，但在数项研究中，它却意外“缺席”；其次，几乎每项研究都发现了比较独特的信息需求，例如在Anwar的研究中出现了宗教信息，在Kaniki的研究中出现了助学金信息，而在Momodu的研究中出现了政治信息；再次，在试图对信息需求来做排序的研究中，最后得出的序列也不完全一样，例如，在Kaniki的研究中，与就业或增收相关的信息排在首位，而在Anwar的研究中，宗教信息排在首位。上述差别的出现可能与两个原因相关。其一是信息需求与生活情景(context)的关联性。根据Chatman等人的信息交流理论，社区成员的信息需求受社会规范所决定，不同族群的信息需求常常带有族群文化特色。在上述研究中，马来西亚农民对宗教信息的需求便可能与这一个国家的教传统相关。原因之二是研究设计的局限。相关研究大都采用问卷或访谈方法——或者请被调研者自己罗列其需求，或者让他们从结构化选项中做出选择。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两个研究设计局限有必要注意一下。一是大多数研究的调研规模都比较小(例如Kaniki考察了两个农村社区，Anwar等考察了3个，而Seneviratne仅考察了1个)，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相比来说较低，即我们没办法将它们所揭示的需求结构推论为农村居民的普遍需求结构；二是大多数研究设计都缺乏理论指导，其采用的访谈问题和问卷选项主要源于研究者对农村里的生活的直观理解甚至猜测，这些理解或猜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调研者对有关问题的回答，这导致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较低，即我们没办法肯定研究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调研者的真实需求结构。

  在考察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国外文献中，还存在不少有关农村妇女信息需求的专门研究。博茨瓦纳的一项调研显示，妇女的信息需求主要受她们的家庭责任所驱动，最重要的包含：医疗卫生信息、农业信息、就业信息、家庭暴力救助信息、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信息，此外，她们还经常需要政府救助和福利信息、政策和培训信息等。Jiyane的研究考察了南非Melmoth镇妇女的信息需求及满足途径，调研样本包括109名妇女和18位社区领导。结果显示，被调研妇女的信息需求大多分布在在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商务、法律、就业以及创业等领域，她们选择的信息媒介主要以声频和视频媒介为主，信息源以亲友、邻里及社区领导为主。一项对坦桑尼亚农村妇女的研究显示了几乎相同的媒介和信息源选择倾向。它发现，被调研的妇女主要是通过口头媒介获取信息，她们最经常利用的信息源是朋友或亲属，其次是农村专家、村庄领导；医疗诊所和赤脚医生。相比之下，只有不到2％的被调查者常常使用印刷品，如图书或报纸。

  在我国，对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关注大多分布在在农业专业化信息方面（详见下节），对综合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很少；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主要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一项对上海郊区农民信息需求的问卷调研显示，当地农民对政策信息的需求最高(最重要的包含农业结构调整政策、非农就业政策、土地流转的有关政策、征地农民安置政策等)；其次是对成人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再次是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需求；然后是对非农就业信息的需求。此外，沪郊农民还比较关注村务政务信息。向平等对我国5个省市农村信息需求的问卷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急需农业科学技术信息，其次是农产品市场信息。方晓红对苏南农村用户的调研显示，除了“致富门路”、“科技种田”、“生产资料来源与销售经营渠道”等经济信息外，他们还关注农民减负及税收等政策信息。谭英等将农村居民划分为贫困型与富裕型，他们发现，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的信息需求结构存在非常明显差别：绝对贫困型农户对科技信息关注较少，他们很喜欢看电视剧等娱乐节目；低收入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新品种、农村政策、科学知识；中等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新技术使用、科学知识、新品种、农村政策；相对富裕型农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程度依次为：市场信息、新技术使用、农产品销路、科学知识和农村政策。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相关研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突显农村居民对生产经营相关信息（如技术信息、品种信息、市场信息等）的需求。事实上，除了少数研究提到政策信息需求外，就没有研究显示别的信息需求（如医疗卫生信息、教育或助学信息、社区生活信息、宗教信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缺医少药及教育支付能力低弱的状况，这类信息需求在相关研究结果中的缺乏是很难解释的，最大的可能就是研究者用自己对农村状况的理解限制了被调研者对有关问题的回答。此外，我国的相关研究中几乎不存在专对于女性信息需求的研究，考虑到我国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一空白的存在也是很难理解的。

  所谓农业专业化信息，是指专门用来支持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信息。由于这类信息的目标用户主要是从事种植、养殖或特种经营的农民，因此，多数研究都选择其中一个或两个生产经营领域做抽样基础，深入考察该领域农民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出现的信息需求及满足途径。尼日利亚的Adomi、以色列的Blum、美国的Ford and Babb、Ortmann et al.、Riesenberg和Gor、英国的Sutherland et al.等主要考察了种植业农民的信息需求和媒介选择。Adomi发现，尼日利亚种植业农民最需要的是关于“怎么样改进种植方法”及“如何获得贷款”的信息；他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个人经验，其次是朋友或邻居。Blum发现，以色列农民在了解最新技术及其应用的过程中，主要依赖共同生活的亲属和农业技术顾问提供的信息。在Ford and Babb的研究中，美国农民确认的最主要信息源是共同生活的亲属和朋友，其次是其他农民、私人公司和技术推广服务；而在Sutherland et al.的研究中，其他农民、农业技术顾问更重要。

  Duram的研究对象是从事可持续性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和有机农业 (organic agriculture)的美国农民。这项研究以邮寄问卷的形式考察了这两类农民对信息媒介的选择。根据结果得出，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最经常利用的3种信息源是：其他农民、书籍和行业集体活动；从事可持续农业的农民最经常利用的信息源是：行业集体活动、其他农民和杂志。Solanoal.的研究对象是哥斯达黎加的养牛农民，研究焦点是农户在不同决策环节——察觉缺陷、寻求解决方案、寻求新方法和新思路——对信息源的选择。研究结果为，在被考察的信息源中，共同生活的亲属与技术顾问是最主要的信息源，但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会随决策阶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在通常情况下，其他农民和经纪人不是奶农的首选信息源，但在“寻求新方法”阶段，其重要性会大大提升。

  Patrick和Ullerich、Schnitkey等以及Gloy等考察的是美国较大型农场对信息源的选择。其中Gloy等的研究对象是年销售额超过100000美元的美国农场。该研究用邮寄问卷的方法，对10500家符合规定标准的农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农场确认的最有用的信息源是种植和养殖方面的专业杂志以及一般的农业杂志。他们对信息源的选择与其产品的种类、数量还有是不是使用互联网相关，产品多元化的农场比产品单一的农场更认可不同信息源的互补作用，使用互联网的农场比其他农场更认可传统信息源的作用。作者觉得，这说明互联网的作用是补充传统信息源而不是替代它们。

  Otsyina and Rosenberg和Tucker and Napier分别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了水土保持这一专题信息的传播渠道。Otsyina and Rosenberg在坦桑尼亚进行的考察显示，在传播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信息时，村级会议是最受喜爱的传播渠道，显著超过了电影放映、广播、座谈会、短期学习旅行和农业技术示范等渠道。Tucker and Napier在美国中西部进行的考察显示，美国水土保持信息源分为六大类：商务信息源、代理信息源、个人交流信息源、水土保持组织信息源、环境事务处信息源及推广服务信息源(Extension Sources)。农民在获取水土保持信息时常常使用多种信息源。

  Leckie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案例，考察了女性的社会角色怎么样影响她们对农业专业化信息的获取和利用。研究之后发现，女性农民在生产中存在强烈的信息需求，但她们却经常被常规信息传播渠道（那些对男性来说习以为常的渠道）所排斥。作者觉得，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是因为社会分工的潜规则决定；女性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均不属于农业生产领域。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情况表明，信息获取和利用事实上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

  在我国，有关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和获取渠道的研究大多数来源于以下方面：由农业部市场信息司利用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进行的调研，科研机构通过科研立项进行的调研，地方政府围绕政策研究而开展的调研。2000年农业部市场信息司、农研中心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开展的调研显示，农民最关心的信息是投资少、见效快的实用型信息。2004年6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分布在国内30个省（区、市）的1600个样本农户，再次进行了“农户市场、技术信息状况”的抽样调查。研究之后发现，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主要靠经验和农技人员介绍；采用新技术时主要靠邻里示范、县乡农业技术人员传授和读书看报；出售农副产品时主要靠集市和邻里渠道。

  与上述发现相互补充的是一批从科研课题中产生的成果。其中，陈水阶、向平等的研究表明，农民获取农业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刊杂志，然后才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乡村农技员或其他途径。李南田和同事的研究显示，从事杂交水稻种植的农民在几乎所有的决策环节都比较信任农技员和村干部。他们的另一项调研显示，农户在获取农业技术信息时，最依赖农技员，其次是亲友邻居，然后是示范农户。彭光芒和谭英等的研究显示，村能人是农业科学技术信息传播的最主要的渠道。在彭光芒的研究中，超过9成的农民在遇到技术问题时，会就近在本村、本乡镇范围内向他认为“懂行”的亲戚、朋友、专家讨教。在谭英等的研究中，村能人是农民最满意的农业科学技术信息传播渠道。彭光芒、王秦、赵继海等、赵树凯的研究则显示，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和农业技术员，其次是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彭光芒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研究之后发现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科技信息的传播，从传播媒介来看，以口语媒介为主，文字媒介和电子媒介作用较小；从传播类型来看，以人际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较弱。

  由于研究对象和地区各不相同，要进行国内外研究结果的比较并解释结论的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相关结果的对比看，国内外研究得出的最显著的共同发现就是认定口语媒介比文字媒介重要、人际传播比组织传播重要。至于不同类别的人际关系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之后发现却不完全一样。结论之间的差别可能意味着，农民对人际关系的利用倾向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因而不一样的地区的农民会选不一样的人际关系来传递农业信息；但它们也可能说明，农民在其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并不存在内在的人际关系选择倾向，而是根据关系的方便性和可用性做出合理的选择。对于农村信息服务组织来说，这些发现的意义不在于表明信息服务组织对传播专业化信息毫无意义（由于相关研究并没有同时考虑所有因素，因而即使在农户弃绝信息服务组织的情况下，我们也没办法判定组织传播是否确实无用)，而是在于它显示了农民选择信息渠道的价值取向：方便快捷、易于使用、可以信赖。信息服务组织在设计服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种取向。

  在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在研究问题、调研对象、调研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接近，然而，在研究设计的规范性方面，国内研究与发达国家的研究还存在较显著的差距。这首先表现在样本选择上。我国除通过农村固定观察点进行的研究外，其他研究大都采用方便性抽样，导致样本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没办法保证结论的外部效度。必须承认，由于我国农民的组织性(特别是协会组织)较弱，研究者经常没有办法获得可当作随机抽样基础的总体清单，有一些时候，方便性抽样可能是研究者唯一的选择。其次，我国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对现象进行描述或解释，很少有研究通过推论性统计对理论假设做验证。因此，我国研究对理论的验证、修正和发展似乎比较滞后。

  “非农型”农村居民是指在农村居住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中，有不少研究是针对这一人群的。Marcella考察了英国苏格兰农村中小企业的信息需求；Matsuda等、Sidwell专门考察了美国农村卫生保健人员的信息需求；Oosthuizen考察了南非农村教师的信息需求。此外，Cunningham等还考察了美国农村的拉丁美洲移民的信息获取习惯，Mazie和Bluestone讨论了转移就业农民的信息需求。

  关于如何有效满足农村居民在工作积／生活中产生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如对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的需求)，相关研究讨论了若干模式。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农村图书馆为基础的综合性信息服务机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其实已经具有悠久传统，它的特点是通过提供参考资料（即纸本或电子文献）、参考咨询服务（即直接的问题解答）、导引服务（即把农民引导到能更好地回答其问题的其他机构）等，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一站式”服务。在本文所综述的相关文献中，Barron和Curran、Harris等、Vavrek、Vavrek分别考察了这一模式在不同发达国家的实施状况及改进措施。这些文献显示，美国政府为了强化图书馆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资助了“为发展图书馆项目而进行的农村信息需求评估”等课题，英国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了强化图书馆信息服务功能的实验。近年来，加拿大政府也已尝试利用公共图书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信息的传播。

  上述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受关注。Adimorah提出了通过图书馆提供一体化农村信息服务的非洲模式，Islam和Uddin考察了孟加拉模式，Onwubiko和Sadasiva分别讨论了在尼日利亚和印度建设以图书馆为核心的综合性信息服务体系的设想。

  相关研究提出的第二种模式是综合性农村信息中心模式。Kaniki在考察南非农村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提出，最佳的服务模式是建立一个信息资源中心，这样的中心应具备足够的符合居民需要的信息，应坐落于社区中最便于访问的位置。2000年，印度国家农村发展研究所(NIRD)开展了旨在建立农村公共信息中心(PICs)的系列研究项目。建立这些中心的目的是提供农村发展项目信息、农业技术推广信息、社区设施信息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信息以及医疗卫生、教育、金融法律等方面信息。公共信息中心的具体目标：(1)为指定社区设立简介和资源目录，包括：人口、文盲率、土地、水文、灌溉系统、种植模式、居民从事的职业与行业、民俗艺术等，收集与农业技术、农作物种植系统相关的技术信息、本地产品的市场营销信息；(2)收集与医疗卫生、教育、就业、财政、法律等相关的实用信息；(3)为指定社区正在实施的发展项目建立目录。

  相关研究提出的第三种服务模式是以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农村信息中心模式。澳大利亚政府自1992年开始农村通信中心(Telecentres)建设，目标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方法以辅助农场和企业的管理，促进农村居民的就业和终身学习。1996年，南非提出建立由政府资助的、以ICT为核心手段的信息中心，为农村地区提供ICT技术和相关信息服务。近年来，印度政府也开展了通过公共信息亭(PIKs)提供农村信息服务的实验。

  第四种服务模式是公民信息救助组织(Citizens Advice Bureau)。这类服务模式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和美国率先出现的，主要向居民提供有关法律、税收、社会福利政策、移民等问题的免费信息帮助。Beer等考察了英国Shetland Islands地区农村居民利用这项服务的情况，研究之后发现，公民信息救助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

  第五种服务模式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直接向农村居民提供特定领域的信息。Barker和Poison考察了苏格兰地方政府提供医疗卫生信息的状况。苏格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由苏格兰高地卫生局资助，总部设在Inverness，面向所有苏格兰农村居民提供服务。该研究之后发现，医疗卫生信息服务中心被不同的用户群所利用，用户满意度也很高。

  此外，相关文献还提出了另外一种信息服务模式，即农村流动信息服务队。20世纪90年代初，泰国在联晋国教科文组织资助项目的基础上发展了农村流动信息服务队(mobile information team)，Boonyakanchana认为这是一种很适合泰国农村的信息服务形式。

  从本研究所调研的相关文献来看，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the Rural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RIC)，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尽管Sturges&Chimseu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在我国，学者们对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探索主要沿循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在考察特定地区、特定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对这种模式的改进或推广意见。钟永玲等在考察安徽等地的服务站模式、农民之家模式、协会模式的基础上，提议进一步整合资源（例如将协会的办公地点设在服务站），以加强它们的服务能力。谭英等在考察陕西宝鸡“农业科学技术专家大院”模式的基础上，陈水阶等在考察河北廊坊“大厂模式”的基础上，分别建议推广这两种模式。前者是一种由3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政府、专家、企业／协会）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后者是一种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的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

  探索未来信息服务模式的第二种思路是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对应的服务模式。例如彭光芒根据农村意见领袖在科技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赵继海等根据浙江等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谭英等在区分4类用户（绝对贫困型、低收入型、中等型、相对富裕型）及其信息需求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要针对不一样农户特征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务。邵芳在考察沪郊农民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该特别注重三大版块的建设：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与培训基地、以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站为依托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此外，李建军和倪莉还提出，我国目前的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应该从两个方面同时也加强：一方面要搭建以互联网为主体、连接农业科研院所、大学与农民的互动式信息交流平台，向农民传播科技信息、通报市场需求、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文化素质教育培训；另一方面要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沟通、示范、推广作用。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比较一致的结果有：(1)农村人口有很广泛的信息需求，其中最普遍的信息需求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和相关信息、医疗卫生信息、教育信息、社区信息（有关社区设施、服务和大事的信息）等；(2)无论是获取农业专业化信息还是其他各类信息，农村人口都比较依赖人际传播渠道。至于这样的媒介选择反映了什么——是农村人口内在的信息获取习惯还是有组织的信息服务的欠缺——现有研究很少提供确切的解释；(3)农村要建立综合性和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综合性信息服务体系应该以多功能的“一站式”服务机构为主体；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体系应该以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有关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研究大多分布在在农业专业化信息方面，综合性信息需求研究（即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结构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我国学者可以贡献给世界研究社区的，主要是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及媒介选择方面的研究发现，例如彭光芒及谭英等有关农村意见领袖作用的结论，彭光芒等有关口语媒介和人际交流媒介优先地位的结论。其次，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以描述性统计和定性数据为依据，运用数理统计验证假设的研究很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截止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是以支持决策为主，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的研究较少。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然而，在世界有关信息需求和服务的相关文献中，这个庞大的用户群几乎是沉默的。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比较显示，这种沉默不单单是由于语言障碍，也是由于我们的研究视野还比较片面，理论创新比较薄弱。随着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阶段，农村居民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更加突显，满足这些需求的公共信息服务也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学术研究有必要抓住新的机遇，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是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以更好地支持政府决策。二是提升研究设计的规范性和复杂性，使我国丰厚的理论创新土壤结出令世界瞩目的果实。